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股票配资申请，跨国企业在制定投资决策时如何平衡风险和机遇？
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正在海南博鳌举行。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Denis Depoux）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全球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正深刻影响跨国企业的决策动力。
他表示，在缺乏明确政策框架的情况下，企业难以作出长期决策，只能“观望”。“以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为例，诸多工业巨头基于该法案规划的在美投资项目，但如今这些项目均处于不确定状态，资金前景不明，无法确定能否继续推进或增加投入。作为投资者，若已投入数十亿美元，这种局面无疑是坏消息。问题不在于你能否采取何种行动，而在于身处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难以准确预判最终结果。”他称。
特朗普关税与海外投资
第一财经：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带来了显著的不确定性。这将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
戴璞：首先，关税政策本身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中资企业，都不乐见关税的增加。关税壁垒将直接提升进出口企业的运营成本，而这类成本并非总能完全转嫁给终端消费者。这种情况可能引发两种不利后果：若企业选择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将推高通胀水平——当前美国已出现这种预期，并将促使美联储采取相应政策应对；若企业自行消化成本压力，则将显著压缩利润空间。
在后一种情况下，部分出口商可能被迫寻求替代市场。以中国出口企业为例，我们观察到其正在向欧洲及其他亚洲出口市场转移。若美国持续加征关税，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其他经济体相继实施贸易限制，最终可能演变为全球范围的贸易冲突。历史上，1929年大萧条之后曾出现类似模式。这是我们希望竭力避免的局面。
其次，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比关税本身更为严重。这已成为近期美国政策的显著特征——政策宣布后又很快撤销，计划变幻莫测。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将4月2日称为“解放日”，但具体细节尚不明朗。欧洲企业及其领导层对此密切关注，但此种不确定性正迫使投资者采取观望姿态。
不确定性本身即是一种代价。近期有投资银行测算，仅不确定性这一因素就可能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减少0.5%至1%。
第三，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对美国经济信心指数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当前美国消费者信心已降至低谷，并可能出现年内需求持续疲软。这种态势对美国经济构成挑战。同时，如果美国需求减弱或增长放缓，哪怕并非全面衰退，也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尽管如此，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本土企业及在华跨国公司在应对关税挑战方面已做好一定程度的准备。自2018年首轮关税实施以来，相关企业已对此有所预期。即便关税水平进一步上升，虽可能超出当前应对能力，但仍在可预见范围内，其影响可被逐步消化。相比之下，政策不确定性及美国需求疲软等系统性风险更难应对，其潜在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第一财经：你曾建议中国领军企业应当通过国际化战略提升定价权。在当前充满政策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这是否仍是推进海外扩张的好时机？企业应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戴璞：市场开拓并不存在绝对的好时机或坏时机，这要求企业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实现目标。虽然某些时期风险系数确实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错误的决策时机。因为在不确定性存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各国对新增就业和外来投资的实际需求。欧美也同样需要外国投资。
而一些企业的投资可能格外受到欢迎。以汽车产业链为例，中国企业要想在欧洲市场取得成功，就必须实施本土化投资战略，这可能涉及多家中国企业的协同投资，包括整车制造商、各级供应商及其配套企业。这类投资将受到当地欢迎，因为它能创造就业机会、带来知识产权，并实现附加值的部分转移。
看好亚洲市场前景
第一财经：众多企业决策者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前景。你对中国市场也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与信心，这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戴璞：原因非常简单。作为企业决策者，当我们审视全球市场格局时会发现，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速长期保持在美国的两倍水平，而美国增速又是欧洲的两倍。作为欧洲人，我虽对此发展态势有所感触，但商业决策必须基于客观事实。若以市场规模扩张为目标，全球化布局势在必行，而亚洲市场尤为关键。
更值得关注的是，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亚洲企业正在多个技术领域建立全球领导地位。实际上股票配资申请，整个亚洲都迸发着创新活力——亚洲地区正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策源地。我的观察不仅限于中国，而是整个亚洲地区。以东南亚为例，该地区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表现远超预期：按经济体量比例计算，其专利数量已超过欧美，独角兽企业密度高于成熟市场，科技人才储备比例也远超其全球经济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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