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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推断，公元1000年时北宋的人均GDP达到了450美元，靖康之难前人口已经超过一亿。而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1979年时仅为423美元，1978年时还不及400美元，直到1980年时人均GDP才达到了468美元，堪堪超过公元1000年时的水平。
北宋除了经济发达，科教方面也是令人震惊的领先。经济繁荣下北宋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大科学家沈括发现了石油，并断定其日后必有大用；，尤其是这一时期由毕昇发明的活版印刷术，大大降低了教育成本，以至于毕昇死后300年，欧洲人居然有了推行义务教育的条件，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文明突破，为人类彻底走向工业文明打下了基础。
但是公元1127年，坐拥财富盛极一时、科技水平闪耀古今的北宋王朝得到两位皇帝----宋徽宗和总钦宗两位皇帝却被金国俘虏。而且此前百年，北宋也始终被北方游牧民族欺负，面对先后来自辽国和金国的军事压力，这个富裕而先进的王朝很难组织有效反击。连西北的小国西夏，竟然也常年享受来自北宋的岁币。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北宋王朝的灭亡没有太大的偶然性，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
北宋的情况并不特殊，在工业革命之前，先进文明面对落后文明被动挨打的情况非常普遍：在非洲、欧洲和亚洲，古埃及、古印度、古雅典、古罗马等，都曾经创造了盛极一时的文明，但是这些文明都被来自落后民族的“野蛮人”在军事上击败，甚至导致文明消失。如果结合北宋王朝的灭亡，这些发生在古代的----“野蛮人”战胜“文明人”的故事，往往会有一些共同特点。
先天：先进文明往往起源于暖湿之地，游牧民族多来自亚寒带，在冷兵器时代存在天然军事差距
曾经率领开封居民力拒金兵的北宋名臣李纲，南宋建立之初，被高宗赵构任命为相。李纲提出的恢复中原国土的办法主要有三点：“募兵、买马、全民出财”。谏议大夫宋齐愈认为，金国作为敌人不会出售战马的前提下，西北价格昂贵，而且北方被金国控制，战马无法安全运输到长江以南。
宋朝自身并非不能饲养马匹，但温带和亚热带的马因为矮小，速度慢，冲击力不足，不适合做战马；另一方面，宋朝治下的百姓长期安居乐业，只要勤于耕种就能够吃上饭，他们不需要向北方游牧民族一样整日充满危机感，所以宋民对于旷日持久的战争状态并不适应。因此李纲想要“募兵、全民出财”根本做不到，如果做得不好反而会引火烧身，危急统治。同理，古代埃及、罗马等地，与古代中国的情况很相似，温暖湿润的环境中虽然能够建立起非常优秀的文明，优越的生活却让民众缺乏外患意识。历史上古埃及、古印度在灭亡时，基本没有进行抵抗。
另一方面，这些古老文明所在地区同样不适合饲养战马，所以当游牧的波斯民族抵达埃及，当游牧的日耳曼人进攻罗马，当游牧的女真人包围开封，他们的骑兵不仅拥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机动性极高，行军上飘忽不定，列阵时又可以更快集中优势兵力，形成了军事上的极大优势。绝对不能忽视马匹在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我们看到，印度出产象兵，所以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凭借他“龙骑兵”纵横数千里，四大文明古国霸占其二，到了印度就戛然而止了。
后天：庞大财富的积累让统治者安逸，国家容易耗于内斗
文明发展，财富积累的多了，统治者会滋生腐败，不思进取。早在“澶渊之盟”的时候，北宋就承诺给辽的岁币是30万，事实上后来这个数字又被北宋自己谈到了50万。金国大军第一次包围开封时（靖康之难前金兵曾经包围开封，后撤兵），李纲领兵据守，金兵进退两难，宋钦宗居然派出宰相李棁去谈判，这个李棁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浪子宰相”，不仅在蹴鞠水平上与高俅不相上下，而且还会自己填词谱曲，如果只论才艺，在我国历史上的宰相中当是数一数二的。《宋史》中记载此次谈判，李棁跪在金营跪着不敢喘息，同意了对方的全部条件：
“黄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娟100万匹，牛马各万匹等等”
彼时宋徽宗已经逃到南方，宋钦宗让官兵向民间索要金银，皇宫中的金银也全部拿了出来，甚至有宰相把金腰带解了下来。开封全城凑齐了30万两黄金，1000多万两白银，根据当时的重量计算，1两大约是60克，金银大体兑换率为1：15（《中国大历史》），，仅一个开封城大家就凑齐了100多万吨的黄金。今天的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全国的黄金储备也不过在几百万吨而已。
这足以直接证明北宋的发展水平，然而北宋虽然坐拥庞大的GDP，财富却都被供给了北方游牧民族。这些财富在彼时不仅不能够帮助北宋转换为抵御外族入侵的战力，反而因为财富对这些游牧民族的持续输入，使得辽、金国力越来越强，成为了北宋自身灭国的帮凶。这样的情况下，民众苦不堪言，军队也没有投入。辽国刚刚灭亡的时候，因为军饷有限，只能给投降过来的辽国汉族将士吃新米，宋朝本土的将士只能吃发霉的米，结果导致边兵内讧，本土兵欲杀辽降兵，辽降兵无奈投金，后来多次成为进攻中原的先锋。
但是促成了这些“岁币”、“赔款”的谈判者徽宗、钦宗、李棁等人，却依然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思进取的氛围形成，危险意识就越来越淡薄。
物质丰厚的社会，围绕这些财富以及其基础上的名望、地位，更容易产生内讧。《韩非子·五蠹》中说，尧舜禹时，大家互相谦让王位，是因为物质不发达，到了他的时代，即使是县令有朝一日死掉，所留的财富也足够让子孙享用，所以不可能不再去争权夺利了。当财富稀少的时候，大家的私心可能并不明显，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各种的争夺。
而事实上，我国历史上所有的游牧民族成功南下，都是以中原内讧或者大乱为前提的：西晋有八王之乱，明朝有党争，更有农民起义。而北宋年间，各类农民起义不绝，而朝臣们的内斗也是愈演愈烈，皇帝对大臣们的防范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1126年宋将种师中（即《水浒传》中的小种经略，其兄种师道即老种经略）奉命解太原之围，最初对金兵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朝廷承诺的给将士们的奖励却迟迟不能到达，将士们几欲逃走，最后甚至连粮草也不能供应，种师中无奈之下只能贸然寻求与金兵决战，进退不得的情况下力战而亡。
宋朝对于武将的防范达到了巅峰，“主忧臣惧”怎能作战，在外作战的武将对粮草等各方面调度毫无办法，而朝廷以及地方同僚们多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若有前隙更是伺机报复。皇帝防范自家武将投入的精力远胜于防御外敌，这种情况下，一幢高楼看似雄伟，世界上里面已经烂掉了。
而这似乎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古埃及和古罗马到了后期，上层奢靡无度，古埃及的内部争夺最后形成了南北朝，而古罗马的内斗也让国家分裂为东西罗马。所以看似远远要弱于他们的波斯人、突厥人、日耳曼人，每日乘坐马背，逐水草牧羊，饥饿问题都难以解决，却只需要在那些先进的文明体系内部斗争你死我活的时候，轻轻的吹一口气，就可以把数千年文明付之一炬。
规律：民族主义概念未诞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是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属于历史规律
我国的初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曹刿论战》，其中谈到国家之间的战争应该是“肉食者谋之”。“亚圣”孟子讲“民贵君轻”，表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君主只要做的不好，就可以换掉。中国古人认为，只要善待百姓，谁当皇帝都是一样的，不分民族。
所以古代人并没有浓厚的国家民族观念，比如靖康之役前，金国进攻开封的先锋军队2000骑兵，主要都是以辽旧将郭药师的汉族军队为主。这支军队先后代表辽、宋、金作战，战斗力皆凶猛；《宋史·种师道传》记载，金兵围攻开封，宰相李邦彦没有及时疏散附近的百姓，开封附近百姓就在宋朝都城眼皮下面为金兵修筑防御工事，修理攻城机械，至于宋、金谁当皇帝，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直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大思想家顾炎武才提出了初步的民族主义概念，他指出“亡国”和“亡天下”是有区别的，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说“民贵君轻”，可外族入侵，又如何能做到善待其民？而欧洲的民族意识觉醒，普遍认为也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才开始的。从这以后，拥有先进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才学会了团结起来，抵御落后文明的侵袭。
这样的背景下，游牧民族对先进文明的入侵，被普通人视为普通的贵族战争，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次与自身极度相关的战争，冷漠视之。从这个角度看，游牧民族南下绝对不能视为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胜利，只能说是腐朽贵族们的失败罢了。
当人类历史发展到18世纪，先进文明的自我保护机制开始完善起来。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一章第一句话，提出“君主和国家义务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社会安全，使它不至于遭受来自其他独立社会的压迫和侵犯。”也就是说，在对抗外来落后文明的野蛮侵犯时，不仅民众要有民族意识，而君主和国家也需要有民族意识，而且有义务唤醒和运用这种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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